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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没有知识分子一说,但有文人集团或士大夫阶层的叫法,这一部分人基本是以道德文章和系统的治国理政技术服务于君主及上层建筑,孔子在《论语·先进》中将这一部分人分成四类,即德行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如宰我、子贡,政事如冉有、季路,文学如子游、子夏等。这四类人才,为社会昌明所不可或缺。
        同时这种人才观也透漏出,即便是孔子,也认为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而言,由于距离圣人、贤人甚至君子的境界还远,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短处,所以,实现社会安定和谐,要取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人才的最大公约数。
        而对这四类人才的培养,儒家也有一套完整的打怪进阶体系,也就是《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纲目环环相扣,一个环节做不好,都会对之后的环节产生不良影响。即知识不足,人会表现得愚蠢野蛮,这样的人凭着本能做事,断不会有意识地克服缺陷提升自我,指望这样的人会经营好自己的家庭是不可能的,进而在治理好家庭的基础之上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天下太平,更是没有可能。
       这一体系明确了儒家知识分子自我圆满之道,而且看似康庄,人人似乎都可以试一下,至于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几乎为历代读书人奉为圭臬。
       《大学》产生的时代,社会情形相对而言还不是太复杂,所有的知识分子观点虽参差不同,但几乎都是围绕巨大的社会矛盾而提出解决之道。随着世道人心的日益复杂,以及援释道入儒的影响,文人集团或者说士大夫阶层也在发生着变化,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发达,导致了文学之士与儒生的分化。
        这里的“文学”与前文孔子所说的“文学”不同,孔子所说的“文学”指的是前代的典章制度和文献,这里的“文学”则指的是今天意义上的艺术创作。这一群体虽然也多以士大夫身份服务于朝廷,以修齐治平为日常行为规范,但更偏重于个体的生命体验和艺术审美的追求,也就是今天意义上的文人群体,体现的是一种艺术性人格,对这一群体而言,苏轼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苏轼的艺术创作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不管是“大江东去”的豪放,还是“小轩窗,正梳妆”的旖旎,乃至“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悲秋与伤怀,多愁善感、特立独行的苏轼文心璀璨,他将有限诉诸于无限,把丰富的生命体验以艺术和审美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不断扩展艺术与审美空间的同时,体验属于自己的真实情感。所以对苏轼而言,“艺术使生命沉醉,生命使艺术完满”。这时候的苏轼与儒者截然不同,既没有刻板的天理道德的说教,也没有道心与人心的纠结。
       在儒者那里,格物致知、穷理尽性,以为致圣之道,构成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又以“理一分殊”的社会生活细节来考验自己守道循理的能力和决心。所以,很多儒者在普通人的眼里活得特别辛苦,成功者固然可以垂范万世,为人师表,不成功者呈现的要么是食古不化、刻板无趣,要么道貌岸然、虚伪做作。这一特征在朱熹的身上表现最为明显。
       朱熹一生致力于读书教学,读书是为寻求圣人之道,教学是为传播他的理学观点,也就是圣人之道。他说:“所以要读书者,盖是未曾经历得许多,圣人是经历得许多,所以写在册子上与人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为了要见得许多道理,首先要居敬持志,没有态度的端正,恒久的决心,就不会达到目的;没有正确的方法,不能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和着紧用力,就不会讲书上的知识彻底变成完善自我的丰厚营养。在朱熹的世界中,读书的过程,即是求知致圣的起点和必经途径,也是摒弃不足,修正自我身心的过程,也就是以道心砥砺人心。对朱熹来说,圣人之道就像人生迷雾里的灯塔,始终指引并照亮崎岖而坎坷的前路……
        我们很难以是非和优劣来评价文人的感性与直觉所塑造的文采风流与儒者理性而壮观的煌煌气象对世道人心的补救与规范,对于丰满的人生而言和健康的文化,这两种品质构成的是人生与文化的太极图——阴阳互生,消长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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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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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著名媒体人,现居长春,供职于吉林日报。以新闻、评论为主业,教书、阅读为副业。倾心于热点问题的社会学理解和评析,希望与这个世界温和的对话,不偏激,不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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