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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前,一篇名为《别让华为跑了》的文章刷遍朋友圈,文章大意是华为可能会将未来发展重心从深圳转移到东莞,深圳需要对此引起高度重视。
    原因是由于华为已将终端生产部门搬迁至东莞,并在去年成为东莞营收与纳税第一大户。据龙岗官方数据,今年1-2月华为产值占该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7%以上。华为将终端生产部门外迁,这让向来以发展工业经济为主的龙岗区产生了警觉,并深感担忧。
        所以,尽管先有任正非和深圳龙岗区政府出面澄清,随后又有深圳市长许勤在5月29日召开的“从都国际论坛”上很正式的澄清,不光华为,还有中兴等公司,都不会离开深圳,事实上已经对对此事从消息面上辟谣,但深圳的危机感却已经“澎湃”,深圳龙岗区在一份官方报告中表示:龙岗区不能没有华为,甚至直接喊出了“服务华为,马上就办!”的口号,一点也不顾及政府面子。而东莞市政府年底开会的时候,企业老总们都坐在各部门领导之前。为啥那地方能富?不是没有原因地!
       二
       其实仔细琢磨一下,这事好像没有大家议论的那么邪乎。一个企业在哪里安家,是各地软硬环境综合起来的结果,比如近几年来深圳的人力成本和租金成本都在明显上涨,为什么明显上涨?是因为深圳的基础设施、商业环境,以及政府对于企业的服务做得比较到位,导致企业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安家落户,人多企业多,消费潜力提升,再导致各种资源汇聚,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产业的升级换代,会产生外溢效应,使得各种生产因素的配置更加优化,当然也包括向附近地区延伸产业链,而东莞又恰好处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位置,实在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网友们的讨论,实际上是跑偏的。
       三
        但是作为一个东北人,对于深圳东莞两地网友们的讨论,和两个地方政府积极服务于当地企业的态度和做法很受触动,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岭南十拍”,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通过纸媒与网络,与市民们正面互动,深入探讨深圳的发展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理政思路极其开放,大家的事,大家办。一个地方要想发展得好,人民安居乐业,光靠政府、靠老百姓自己,都不会成事,得有共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合力,才能推动进步。
        看看深圳、东莞,想想我所在的东北,说句实话,比较泄气,因为至少从近几年的新闻中,很少看到过东北人对商业文明的那种憧憬和追求,有追求的也有,但大多数都跑了,成为东北每年外流人口200万中的一员。
        也很少看到过东北的各级地方政府能像深圳、东莞那样对待区域内的企业,真心的招商、安商和营商,尤其是对于私营企业。如果说有,那一定是那些大型的国企,因为区域内国企众多,虽然大家效益都不咋地,甚至有的成了僵尸企业,但企业是国家的,国家的企业国家养,政府虽然也不富,但也不能不管,至少职工总不能没有饭吃吧。结果政府一点有限的资源,被以各种名目,都投进了肚子,先生存,发展的问题,再说吧,哪紧顾哪。
        当然,这种情况也正在改变,东三省近些年来基本都提出了自己的发展民营企业的方案,提出十几条的以原则为主,涵盖性很强;几十条甚至百八十条的,则相对具体的多,结果什么样不说,至少说明想做或者曾经做过。这样的方案各地今年又都出台了一些,按以前的状况,用一句我认为很体现档次的官话:审慎乐观,因为有总比没有强。
       四
        5月份的时候,国务院督查组在黑龙江调研,一些受访的民间企业家反映:招商引资时企业被奉为上宾,但在项目投产后,地方政府承诺的条件不兑现情况比较普遍,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比较突出,企业将之形象地称为“JQK”现象:先勾我们进来,圈块地给我们,然后在尅我们。其实有句更简洁形象的话,就是“关门打狗”,曾经在吉林和辽宁干过的落马书记王珉就曾经说过自己对东北的体会,斯人已下台,但不等于贪腐之外的所作所为也都错。
        不管怎么说,深圳和东莞发展对待商业企业的态度,和对营商环境的塑造,的确值得东北学习。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够用深圳、东莞的营商环境标准来检讨自身的不足,进而将自我改造的的措施落到实处,而不是文件上的漂亮话,振兴才能真的有希望。
        五
        归根结底,还是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相对国内其他地区而言,深圳和东莞的营商环境一直都是比较好的,这得益于当地基于地理、人文所形成的实业传统。这种传统给当地也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民营企业、大小工厂遍地开花,成就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标志性地位,更形成了巨大的财富聚集效应。可以说,民营企业的发达成就了深圳和东莞,而当地的富庶繁荣,也离不开民营企业的做大做强。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政府对自己的角色把握的到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发自真心的服务于区域内的企业,因为企业好了,社会的财富基础才有保障,产业繁荣,才有民众的安居乐业,进而国泰民安。今年流行“命运共同体”一说,其实政府与企业与民众更是命运共同体,不能让老百姓富起来过上好日子的政府,至少不算是个合格的政府。
        六
        民营企业如何能够做大做强,涉及到市场前景研判、经济大势、经营策略、管理水平等问题,是企业家自己的问题。而政府的有形之手,历来争议颇多。我们习惯上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理应通过政策干预起到克服市场弊端的作用。况且也根本就没有完全孤立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他总是与代表社会管制力量的政府之间存在着纠缠不清的关系,对市场而言,政府的有形之手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时而长时而短,该长的时候长,该短的时候短。无论长还是短,从历史的角度,都有各自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权力与市场界限的理论,即政府该做什么,那些事务该由市场自发秩序解决。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他的《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提出了颇具代表性的“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概念,所谓“强化市场型政府”是指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的政府。也即是说,有明确权力界限的政府才能有高质量的政府行为,来推动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这一理论具体到日常经济生活,即在市场环境下,政府要约束自己的权力,依法办事,不越界,要避免对经济领域,尤其是对企业经营的不适当干预和介入。当然,政府的自我约束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在涉及到维护市场公平、公正等秩序问题上,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同时为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提供基础性服务。也即是说,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
        七
        回过头看深圳和东莞提升营商环境所做的努力,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否则就不会有担心华为跑路的问题了,尤其是需要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协调解决的众多问题还存在,表明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之间的纠葛之深,这既不是市场经济的风格,也不是计划经济的风格,而是介乎于二者之间。说好听的是取长补短,说不好听的就是个四不像,两头不靠,之所以如此,在于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重、始终摆脱不了对市场不当干预的冲动。所以在解决办法上,是尽量放弃甚至消灭自由裁量的管制方式,转向规则化治理。
        在自由裁量主导的管制方式下,解决问题的主导权被牢牢的掌握在基层部门,甚至是具体业务人员的手里。凭藉自由裁量的权力,以及权力本身在缺乏必要约束或者约束不力的情况下倾向于扩张的本性,很容易产生傲慢自大权利幻觉,进而越界,滥用。这时,企业家们就会尝试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赎回本来属于市场的权利。
        张维迎说这种贿赂类似交给绑架者的“赎金”。这反过来会更加纵容自由裁量式的管制扩大,从而进一步压缩市场范围,恶化经营环境。而规则治理,则化自由裁量为具体规则和程序,所有的事务性问题都要按照解决问题的一般程序,在规定时间内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
        在自由裁量的管制方式向面向规则治理转变的过程中,还容易出现一个怪圈,即规则本身总是具体的、有限的,而丰富的经济生活难免会出现规则之外的情况。这时自由裁量的管制方式就会显露出优势,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事实上各级政府很习惯于在市场出现一点风吹草动时便迅速出手的,所以这些年来政府尽管一直在强调向服务型政府和有限责任政府转型,而且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依然难以从管制的陷阱中跳出来,由于政府的过度介入,甚至是主导市场,导致企业有问题首先考虑找政府,而政府也有无数理由干预市场。这种情况下,市场秩序很难真正的形成。
        八
        新一轮东北振兴的鼓声已经敲响,这让很多东北人都心生希望。
        但是要看到,东北的没落不是一两个因素的事,除了国企体量太大聚纳了大量资源形成吞噬效应,以及政府有形之手对市场干预过重,还有很多东北人自己的问题,多种因素相互纠缠,谁是谁非可能已经搞不清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在振兴的大旗下,不回避矛盾,也不纠缠于老问题和既往陈芝麻烂谷子的是是非非,要清醒认识影响经济发展的真问题和各种因素,同时广泛征询意见,谋求共识,提振各方积极性,发挥能动性,政府尤其要深化自身的改革,企业及普通民众也不要简单地等靠要,需要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改变现状,谋求发展,以发达地区的经验教训为参照,汲取营养,结合自身的特点,力争于困境中突围。

文章原题为:《别让华为跑了》触动了深圳,其实最受触动的应该是东北

载于听风说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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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五

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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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著名媒体人,现居长春,供职于吉林日报。以新闻、评论为主业,教书、阅读为副业。倾心于热点问题的社会学理解和评析,希望与这个世界温和的对话,不偏激,不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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