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赵本山是中国转型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并不为过。

从铁岭的一个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农民二人转演员，到1990年出现在央视的春节晚会上和全国观众见面，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到把二人转推向全国，赵本人也成为东北文化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到本山帝国渐具成型，开创出一个小人物崛起，从草根逆袭至庙堂的故事，再到目前形势急转直下，个人命运及事业都处于风口浪尖，飘摇难测。起起伏伏之间，如果加上未上央视之前在农村的自我积累和努力，刚好30年左右，与这个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时间几乎一致。

30年间的改革开放，已经被作为一个专属的政治话语，用来区别于之前的30年和之后的社会历史进程。从时间意义上，这30年的过渡性质很明显，所以，这一段时间段内的标志性人物，也往往会体现出一种过渡性的人格，表现在从保守到渐趋开放，但却很难走出成长背景形成的局限，还有超稳定的社会心理惯性，赵本山如此，大多数中国人也是如此。我们能够从赵本山的背影里看到自己，也能从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找到赵本山。

作为演员的赵本山

先说二人转。低俗，是很多批评者对二人转带有共性的看法。实际上，二人转的低和俗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因为从根上说，二人转是“秧歌打底,莲花落镶边”的民间艺术，其中，秧歌适合集会时的团体性表演，本来就是大众化的娱乐形式，都是自发的，不需要严格的舞蹈动作，不大讲规矩；莲花落则是建国前走街串巷要饭讨钱时唱的俚曲小调，要作贱自己，讨好观众，才能博取同情和施舍。说白了，二人转是民间艺人为了活下去不得不为的把式，和京剧、昆曲等富贵人家茶余饭后为了消遣而不惜代价的精致加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极端。同为演员，梅兰芳可以是东方艺术的化身，是国宝，但是最好的二人转演员也无非就能博得个民间艺术家的称号。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二人转仅仅局限于东北，人们虽然喜欢，但依然不入流。直到赵本山通过自己的努力，对二人转做了改良，推出了所谓的绿色二人转。二人转就此走出了东北，走向了全国，同时用他幽默的表演才能霸占春晚20年。

二人转或者说赵本山为什么能霸占春晚20年？套用一句话说，这是国内大气候和小气候共同决定的。赵本山由铁岭小城走出东北的时代，是这个国家开始冰融雪化，走向开放的时代，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很多事情都在暗中萌动，开始破土而出。相对于彼时沉重而严肃的社会生活表情，赵本山通过对东北农村生活惟妙惟肖的描摹让这个国家的人们终于可以没心没肺地笑了。而二人转这种艺术形式也恰恰能够满足并承受这种需要。不要小瞧这种笑，这是放下包袱后轻松的开怀大笑，而且极富感染性，也带来了更多的笑声，乐观的情绪开始蔓延，社会的活力进一步释放。就这一点而言，不能否定赵本山。此外还有一个听起来有些刺耳的原因，彼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欣赏水平与二人转是比较匹配的。实际上，就是在一些文件中开始取消聋子、哑巴、瞎子这样带有歧视意味的词汇，也不过是在近几年的事。

而且，人们也需要这种笑声的持久，于是赵本山一次又一次在春晚亮相，这的确是让人有些腻味，所以关于赵本山会否在新一年的春晚节目中出现，已经议论了很多年，但是人们也很尴尬地发现，能替代赵本山让人们发笑的，还真不是一般的难找，这是赵本山的幸运？还是中国文艺界的悲哀？

对于二人转的俗，赵本山本人也页从不讳言，多次强调，二人转是民间的，俗是他的特征，这里的俗，既有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一面，也有约定俗成的一面。因为二人转是民间的，所以它的生命力也只有在民间才能爆发出来，京剧就不行。不同的种子一定要长在适应它的土壤里，才可以生根发芽，结出果实，这是常识。同时，赵本山自己也是民间的，是被东北大鼓和二人转等民间艺术熏陶出来的，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些表演形式，即约定俗成的结果，不是正规的国民艺术教育以及意识形态的产物，在二人转等民间传承里，艺人们本来就社会地位不高，都是底层人，因此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拿残疾人开涮，或者对自己的身份、缺陷自嘲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所以，所谓不尊重残疾人、丑化农民……要完全算在赵本山的身上，并不公平。实际上在东北一些城市的小剧场里，这样的演出依然不少，而赵本山旗下的各种演出场合，此类节目已经越来越少，这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但是如果有人就是要质疑没有多少文化的赵本山为什么不搞出一篇《论21世纪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博士论文，这是太难为人了，而且又有多少人能认认真真地读完一篇博士论文呢？

作为农民的赵本山

赵本山的农民情怀很值得称道。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虽然功成名就，但是无论他演出的内容，还是自我定位，依然还是农民。而且与农村的实际联系，也非常紧密，从未间断，用赵本山自己的话说，这是不忘本。并以自己农民的身份为自豪。不管这种自道是否掺杂有一种成功人士常有的表演或矫情，但总的说来，是与事实相符的，本山传媒绝大部分作品，不管是二人转还是电视剧，几乎不都以农村为基本背景。所以，赵本山的农民底色是不掺假的。

习惯上，我们对于“农民”这个概念的理解就是种地的，小农意识是种地为生的农民的主要特征，这从来就不是什么好词，其中包括了思维狭隘、求稳、怕变、盲目以及狂热、狡猾等内容。这些内容在中国农民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也不只是在农民身上，鲁迅批评过的我们的国民性方面，也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这些问题，而我们在批判这些内容的时候，常常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和农民、农村以及农业文明对立的位置上。但是要注意，这些特点本身就是封闭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也就天然的相适应，有其合理性。

而这种特点的反面，就是淳朴、坚韧（忍），耐力，以及对于苦难的承受力，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其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草根性尤为突出。当我们用这些特点来对照赵本山的时候，大多数特点他都具备，甚至可以说，赵本山有今天的成就，与他身上的这些特点是分不开的。

也就是说，小农意识也好，农民特性也罢，不同环境及情势下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有可能表现为极其落后的一面，也有可能表现出极为积极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安徽凤阳的几个农民可以鼓捣出分田到户这样划时代的壮举来。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出了很多白手起家的农民企业家，这些人在时代的浪潮中脱颖而出，浮沉不定，有人昙花一现，有人修成正果，有人功成身退，还有人依然在随波弄潮。赵本山与这些人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很明显，他比那些人有更宽阔一些的视野，以及从戏文故事中品悟出来的农民式的智慧，加上个人的禀赋，所以他的成功才更为耀眼和持久。

由于农民文化性格的复杂性，表现在赵本山身上，自然也体现出多重的矛盾性。比如对于很多和他同时代成长起来的农民伙伴，他的性格更乐观、开放，也更愿意出去闯，很多机会实际上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但是相对于那些按照现代规范组建的的文化企业，赵本山的管理更像是封建家长的做派，他对弟子的严厉是出了名的，比较霸道。有人就注意到，拥有1200万粉丝的小沈阳极少利用微博说自己师傅的好话，当然也没有坏话，但这种沉默就不是很正常。

对于一些批评家的声音，赵本山也往往不肖一顾，他在做客《杨澜访谈录》时针对魏明伦的批评说：小品最大的主题就是快乐，讲究所谓的“深刻”完全是较劲，魏明伦作为大文化人，点评小品有点“瞎材料了”。这种回答的口气和方式非常有意思，是典型的东北人的回应方式，其中就隐含了不以为然、自负、护短和顽固的一面。这种情绪在中国农民的性格中都有很明显的体现。

包括他农民式的排场和好大喜功，据说买私人飞机就是被人穿掇后头脑发热的结果，待反应过味来后，问身边的人：我是不是有点作大了？那飞机能退不？这一细节又能很微妙的传达出他对树大招风的担忧。

作为商人的赵本山

严格的来说，赵本山不是个商人。但是作为艺人的成功以及本山帝国的建立，则把他推到了一个艺人兼商人以及半晦半明的政客等角色于一体的位置上。

赵本山通过二人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把一批二人转演员聚集到身边，让大家一起有饭吃，进而改变了一个行业的生态和地位。这时的赵本山，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二人转演员的赵本山了。

通过打造自己的演艺帝国，赵本山的商人面目越来越清晰。这些年来，赵本山以“刘老根大舞台”为旗号，从铁岭出发，立足沈阳，北取长春、吉林、哈尔滨等东北重点城市，向南则扩张至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又依托辽宁卫视，筹拍了多部电视连续剧，先在央视黄金段位首播，各地方电视台持续跟进，无论声望还是经营业绩，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都可圈可点，本山帝国也就此雏形渐成。

问题是，如果本山帝国一路风光下去，人们自然也不会说什么。但由于缺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艺座谈会，以及辽宁卫视中止与本山传媒的合作，再到有人说广电总局下令封杀赵本山的一切节目，短短的时间里，人们就发现，本山帝国的大厦并非想象的那样坚固，甚至很脆弱。

由对赵本山未来命运的猜测，自然会引发“为什么”的追问。在诸多可能性原因的猜测中，对赵本山文艺方向的的诘责是一个切入点，但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从市场的角度。观众可以用遥控器投票，喜欢就看，不喜欢可以不看。但是如果传闻中的一系列禁播令真的成为现实，意味着离本山帝国的末日真的不远了，因为这等于是用行政权力切断了本山传媒与市场的通道。这表明了是非市场的力量在市场上依然起着主导作用，二是赵本山的影响力一旦摆脱了对某种权力的依附后，什么都不是。

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社会，当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奋斗，超越了独立的个体身份后，社会性身份被放大，那么他的独立性就瓦解了，必须要依附于权力这棵大树，才能发展壮大，才能获得安全，树倒了，靠山也就没了，如果不能及时攀附上另外一颗权力大树，有好结果的，古往今来的案例都不多。

我们也可以从商人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探讨一二。

无论古今中外，政商都是一种合作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政商关系结合尤其紧密。一方面，官本位的传统，使得社会资源基本都掌握在政府手里，这些资源要变现，切实可用，就离不开商业开发。而商人要想赚钱，就必须想办法与政府及相关官员们搞好关系，争取最大程度地包括政策在内的资源倾斜。

也就是说，合作是个必然选项。但是，怎么合作，与谁合作，却始终是个问题。道理很简单，商业竞争和官场中各种势力之间的竞争始终交织在一起。各种力量的合纵连横，总会以各种方式造成一些失败者出局。这样的商人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人，近的如晚清的胡雪岩、盛宣怀，远的如明之沈万三、秦之吕不韦……这些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官场斗争的漩涡，胜利或者失败，取决于力量的对比，还有手段的高低，而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无力无奈的状态，因为附庸于政治，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就已经决定了无法自主的命运，只好听天由命。

前文提到赵本山的农民身份，以及早起在封闭的环境下通过民间艺术自我教育的背景，传统的智慧要远远大于或许会有一点的现代政治素养，所以可以肯定，在赵本山逐渐成名的过程中，会本能地靠近权力和利用权力，为自己的发展开路护航，尤其是当政府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典型来体现发展成果的时候，双方很容易一拍即合并形成合作的蜜月期，这造就了本山帝国一路顺风发展至高峰期，甚至是造成本山本人的政治幻觉，如把买飞机说成是为国争光，这种心态可能是偶尔流露，但却是多年来顺风顺水，以及小农心态与宏大的国家叙事相结合后产生的一个奇葩。

实际上，以赵本山的智慧，不难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这在戏文里多的是。而且与政治靠得越紧，依赖性越强，独立性也就越差，一旦出现变故，失去了支持，大厦倾覆也不过是翻手之间。赵本山想到了，但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大象打回原形，变成一只谁都可以尝试着捏一捏的蚂蚁。

作为一只玩偶的赵本山

不同的人等对于赵本山的态度是不同的。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能带来乐子，为紧张的生活解压，他们才不管赵本山还是李本山，有谁看谁。即便关心，也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用来消闲解闷。

对赵本山的“出事”，反应比较敏感的，是作为真假消息集散地的舆论场，这里存在着出于各种目的制造出来的讯息，这些讯息真真假假，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在这里，任何一条“不经意”间发掘出的信息都可能被无限放大，这里是众声喧哗之地，总有人会发掘出各种各样的信息供大家有意无意的消遣、消费，或者用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要把各种有意无意的解读梳理清楚，需要相当的功力才行。好在这里藏龙卧虎，从来就不乏各路高人。

赵本山的转折点从没能出席中央的文艺座谈会开始。第一时间就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各种小道消息和细节性资料向这里汇集，力图找出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官方作为最权威的信息出口，始终缄默不语，所以，人们只能凭籍想象来进行各种设定。

这就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情形，这种情形相当于在赵本山的身上系上无数条无形的偶线，人们牵着偶线，围在四周，有人拼命拉动偶线，想看赵本山摆出不同的造型和姿态，有的人却没有动，在观察着别人，盘算着自己做对自己有利，还有人眼睛盯着某个方向，不管是送人情还是表忠心，随时准备随风而舞。

距离舆论场距离最近的是官场，实际上和商人一样，这两个场域都会本能的靠近权力，借助于权力。所以，不管手里握着偶线的人希望赵本山最终怎么定型，实际上都要等着那只已经举起，但悬而未落的锤子，有可能落下来，有可能不落下来，还有可能是虚惊一场，或许压根没有这把锤子。

有意思的是，不管这把锤子存不存在，会不会落下来，掌握锤子的人始终保持沉默，不动声色。这让人万分揪心、倍感煎熬，都说心底无私天地宽，不做亏心事不怕夜半鬼敲门，但是参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坏人伏法，好人蒙冤的事，本就稀松平常，不差一个赵本山。

而此时此刻的煎熬，估计令政策是这个世界上最能理解赵本山的人。但是令计划等人与赵本山不同，令计划们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而赵本山却只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和装饰品，随时可以换。

如果锤子一落，结果就出来了，所有人，包括赵本山自己，都会长出一口气。如果不落下来，大家各安其分，该干嘛干嘛。但现在锤子就悬在那里，云里雾里的，围着赵本山打转。赵本山就像一只落在猫爪子前的小白鼠，由此形成的无形场域和震慑效应，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赵本山个人和他的刘老根大舞台。

想理解这些东西，是很容易的，天天都有播放的宫斗戏，已经尽得其精髓，二十五史里更是不乏这种对于权术的精致操作。让人尤其困惑的是，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在面向现代社会的治理转型过程中，理论上是需要摒弃这种治理模式的，但是要想推进社会变革和转型，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甚至依赖这种治术。

作为一面镜子的赵本山

贫困的出身。艰苦的生活，是赵本山改变自身命运的动力，二人转带来的精神慰藉和表演天赋，给他带来的是改变命运的资本。这种模式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很多人共同的轨迹，在路遥的小说《人生》及《平凡的世界》中，都有过很细致的描述。不同的是，小说中的主人公高家林以及孙少安兄弟都勉强地可以初高中毕业，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高学历了。但是在赵本山成长的上世纪60-70年代的东北偏僻农村，教育也仅仅是让人识字而已，所以对赵本山影响最大的，不是初中级课本，而是二人转的戏文和唱词。在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民间的戏曲故事承担了国民教育的重任，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所以我们回头再看赵本山的很多行为举止，如艺术风格、拜师收徒、日常的各种交往，以及对企业的管理，体现的基本都是前现代的风格。

批评赵本山，需要基于上述认知基础。我们需要苛求的，不应该是赵本山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农民在央视的春晚舞台上忽悠了全国人民20年这一黑色幽默，而应该是面对赵本山的忽悠，为什么大众毫无抵抗力。要知道，30年改革开放，中国改变的东西太多了，何以在艺术审美及思想境界上，却依然停留在只能普遍欣赏赵本山和二人转的水平上？

从这个角度，一些批评家们可以说完全是搞错了对象，批评的内容也是驴头对不上马嘴。

在改革开放30年这个大背景下，赵本山的火，是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一个集中反应，他就像一个幽灵，衬托的是每一个中国人内心都有的幽暗意识。更像是一个双面镜，这面镜子不同于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要提供一个真实或者虚幻的世界，供人警醒，而是悬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使之相互映衬、纠缠，形成一个无比灰色的场域。如果这个社会要往前走的话，就务必要彻底突破这一怪异的说古不古、说今不今的灰色空间。

当然，把赵本山当成一个玩偶打破，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把每个人心中都有的那一缕幽暗意识去除掉，可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了。